这种分析的基础过于狭窄，不具有前瞻性。它就好像不顾病人的当前症状而认为他能康复一样，因为他在过去十年里都很健康。这是一个以不充分假设为基础进行分析的例子。毫无疑问，管理和其他方面的变化有时会使一个有着良好的股利记录的公司遇到麻烦，而编撰者都会在图表中计算出发生这种情况的平均可能性，但是既使这个平均可能性也只能是历史记录而不是晴雨表。气象当局的数据具有极高的价值，但是它们并不能预测出一个干燥的夏天或温暖的冬天。我们都可以从个人经验中得知纽约很可能在1月份很冷而在7月份很热，这并不需要气象当局的帮助。
气象当局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短期的观点，却无法预言我们后天的野餐是否会遇到一个好天气，更不能告诉农民今年夏天的温度和湿度是否更适合于种土豆而非玉米。它能提供的只是历史记录和可能性，农民必须独立地进行判断，我们也要对野餐时的天气作出自己的估计。
最出色的人又知道多少
我们已经发现股市晴雨表的确具有预测功能，它可以提前许多月揭示基本的商业状况，并能进一步提醒我们国际事件的影响，后者可以让一切根据商业记录计算出的结果失去效力。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股市晴雨表的行动基础是一切可获得信息。有一个人经常被喜欢夸张的记者们称为华尔街最伟大的金融家，认为他对金融状况及其对未来事件的影响知道得最多；我最近曾问他，他自认为自己知道多少可获得信息呢？他说：“我从来都不清楚这一点，但是如果我能掌握股市运动所反映的全部信息的50％，我确信自己将比华尔街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这是一位银行家的话，他管理着大铁路公司和工业公司的融资活动，与国外的联系极其密切。他不会过分谦虚，也不会傻到想欺骗我的地步，那么既然他自己都承认事实如此，可见政治家们所热衷的无所不知的“金融章鱼”的假设是多么荒谬。
不必如此准确
关于以道氏理论为基础的晴雨表的分析方法，我们已经讨论了很久。我们已经发现，一条平均指数的“线”（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在正常的交易量下，连续的收盘价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肯定暗示着囤积行为或抛售行为，而且一旦平均指数的运动超出这条线（上升或下降），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市场运动的方向将出现次级甚至基本的变化，当然这要根据两种平均指数是否相互印征而得到确认。
我们还满意地发现，两种平均指数肯定会相互印证，尽管它们突破各自的线的时间可能不会在同一天或同一周。只要它们保持同向发展就已经足够了；经验表明，两种平均指数完全没有必要在同一天内达到基本运动的最低点或最高点。我们的观点只是认为两种平均指数相互印证能表示市场发生变化，既使一种平均指数随后达到了新的最低点或最高点而另一种乎均指数没有达到也是如此。两种平均指数前一次的最高点或最低点已经很好地表明了市场的变化。
这似乎让某些人感到难以理解，他们希望平均指数具有绝对的数学准确性，我极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一位批评者认为我把上次熊市运动的最低点定在1921年6月是错误的，因为工业平均指数在随后的8月达到了更低的位置。但是这个新低点并未得到铁路平均指数的印证，因此在我们看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虽然这个绅士认为把上升运动的起点定在8月而不是6月可以使自己更有把握少犯错误。
